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年出生于威尔士农村的一个浸信会家庭。父亲务农，是一位事主敬虔的忠厚长者和浸信会执事。母亲个性温柔良善，份属娴静淑女。李提摩太自幼受到父母的基督化教育熏陶，养成富有爱心，乐于助人，品格良善，正人君子的性格。年青时候在一次全省奋兴布道大会中受感动决志信主。李提摩太有一次听到一篇撒母耳记上15：22的讲道，他领受了神对他的宣教使命呼召 – “听命胜于献祭”。 不久后，他入学哈弗福韦斯的浸信会学院 (Baptist College in Haverfordwest.)。在神学院攻读期间成绩斐然，尤以希伯来文一科考列榜首，荣获校方特别奖赏。尚未毕业，国内知名教会即来信聘请，然而他已经立下决心要到中国传福音，唯有婉言辞谢。
李提摩太很快就确认中国为他的工场。他确认中国 “作为最文明的非基督教国家”，日后必能把福音传播到其他 “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他原本申请加入戴德生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但在戴德生的鼓励下，他选择留在自己的宗派，加入英国浸信宣道差会。该差会是最早来到山东的福音派团体之一，但是他们早期建立宣教基地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成员之间在教义问题上争吵不休，两名宣教士来到山东后不久就去世了。当差会正处于这种功能失调和宣教失败的景况中时，1869年11月17日李提摩太坐船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于1870年经上海抵达山东。在烟台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前往内地并在青州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通过讲道和医疗诊所很快就聚集了几个归信者。他们是英国浸信会差会的先锋，在中国事奉了几十年之后，李提摩太被认为不仅是他那个时代，而且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
随着他的中国话越来越精通，李提摩太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他得出结论，向大众传福音的最好方法是影响当权者，让福音信息从上往下渗透。他花了很多时间和中国社会的权贵、僧侣以及儒生建立关系。
然而，他的很多宣教士同伴反对这种策略，预测这不会有什么切实的效果，并且指出，基督常常是从穷人和社会底层开始，再逐渐向上传福音的。
到1872年，李提摩太尝试过了各种策略向山东学者传福音，包括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精心挑选论文比赛主题，并对最佳论文者提供奖励，等等。他常常拜访比赛获胜者，花大量的时间了解那些人，与他们分享耶稣基督。1873年秋天，他去到济南市，在那里，经过几次谈话后，一名军官把他的生命交给了主。据知，这个人是山东省会中第一个归信基督并受洗的人。
在他的基地青州，李提摩太发现有成千上万的秘密社团成员是追求真理的。他们中的几百人进入了教会。他“私下里在有思想的人家里向他们传福音”的策略结出了丰硕果实，在1876年初，有15名新信徒准备好接受洗礼。李提摩太在自家后院修建了一个施洗池子，可以让众人公开看到这些新基督徒的信仰表白。
在接下来的 45 年里，李提摩太的宣教事业持续扩展，涵盖了许多方面在人无法想象的工作。
1876-1879年间发生了可怕的饥荒，李提摩太和其他宣教士不得不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救灾上。全中国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人饿死，情况变得非常可怕，人们吃树皮和杂草充饥，最后，很多人转向吃人。绝望的人为了能够换几分钱买食物，不得不拆毁房屋，把木材拿到市场上卖掉。李提摩太于1878年初进入受灾最重的山西。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保存了一些当年的日记片段，读来触目惊心。在受灾最重的山西南部地区，李提摩太“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晨，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赈灾，在两种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当李提摩太对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上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在瞿氏的心目中，洋教士救济灾民只是借口，“其居心则险不可测。彼盖知近畿等省，灾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间而为收拾人心之计，且得窥我虚实，肆其诛求以逞志于我也。”瞿氏此言代表了很多士大夫的意见，为此清廷特颁谕旨给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要曾对洋教士“婉为开导，设法劝阻”。朝廷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影响和制约曾国荃。据李提摩太所记，他初至太原拜访曾国荃即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的秘书告诉他，巡抚因为李提摩太的出现而非常生气。李提摩太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两千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然而曾国荃毕竟不是死读圣贤书的腐儒，当其意识到李提摩太一行并无恶意时，很快改变了态度。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在中国官员的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1878年10月，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时，曾国荃给其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而为李提摩太蒙在鼓里的，是曾国荃奉命调查他而上的一道奏疏，曾国荃说：“此次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等，携银来晋放赈，迭准直隶来咨，当即分委妥员会同办理，先在阳曲徐沟，诸称平顺。嗣该教士闻省南灾务尤重，愿赴平阳散放，亦经分饬照料办理，均极妥协，并无河南所奏情事。”（见岳麓书社版《曾国荃全集》）从“并无河南所奏情事”一语可以看出，当时同为灾区的河南的官员肯定对洋教士有不利报告，清廷才下令山西方面调查，而曾国荃对洋教士则给予了与同僚完全相反的评价。
曾国荃与洋教士的诚恳交往，对山西赈灾意义重大。李提摩太自带银两不多，但他通过日记等形式向海外通报灾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据统计，经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赈者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到十万户，得到救济的人员高达25万人。外洋赈款20余万两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负责发放了12万两，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赈灾取得很好效果，而这与曾国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饥荒救济工作大大地促进了山东教会的发展，因为成千上万的人得到了宣教士和他们中国同工的帮助，五年内，基督徒从108人迅速增长到了1000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山东的福音工作以指数的速度扩展。学校、孤儿院、医院和诊所建立了起来，目的是为了传福音和训练门徒，因为李提摩太和他的同工坚信，当地教会应该自己独立，尽量少依赖外国人的帮助。这种对自立的坚持，使得山东的教会在力量和委身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成长。从一开始，
“所采取的原则是，教会能够也应该自己做的事情，不要为教会做……对于牧师的工资，理想的情况是，不使他们成为富有的人，但要使他们成为受人尊敬的人，当地小学校长的工资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按照所制定的计划，牧师住在自己家中，农忙季节料理自己的田地，将九个月的时间完全用在教会上在毁灭性的华北饥荒期间，李提摩太被要求带领宣教士饥荒救济工作，在山东和山西省拯救了十五万多人的生命。灾后李提摩太留在山西，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孤儿院，提供职业培训以支持当地的复原工作。
李提摩太的饥荒救济工作在山西培养了第一批新教信徒，使该省开放宣教事工 — 李提摩太把不同的宣教团体组织起来在全省分发圣经的部分书信。他决心要避免任何未来的饥荒，透过科学讲座和书刊来打开当地精英的眼睛。在他向精英们分享福音的过程中，他带领了当时常年吸食鸦片的学者席胜魔接受福音。
李提摩太于1878年10月26日在烟台与苏格兰长老会派来的女宣教士玛丽·马丁（Mary Martin）结为夫妇，婚后育有四位女儿，同往山西太原传福音，并在当地开办孤儿院、女子学堂等；又创立天足会，反对改革缠足恶习，将无数乡村女孩从苦难中拯救出来。1903年玛丽·马丁在上海去世，此前她与癌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作为丈夫的知己和得力助手，她精通中国圣诗，用中文撰写福音小册子和基督教人物传记，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福音传道者，并在中国各地服侍妇女和儿童。玛丽·马丁·理查德是传教士的典范。
1880年9月李提摩太与李鸿章在天津初次会面，得到李鸿章支持，去当时遭受旱灾而富产煤矿的山西赈灾，同时为中国官员宣讲西方科技及传教。他为此花费1000英镑购买书籍及仪器，匆忙补课自修，而后向中国官绅宣讲哥白尼发现天心说的秘密、化学的奥秘、蒸汽机带给人类的福利、电力的奇迹等科普知识，并作示范表演，吸收信众。
1886年，李提摩太来到北京，主要进行演讲和著述。其后在上海出版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英法等各国的教育情况，他在书中建议清朝政府每年应当拿出100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
1886年11月，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受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委托，担任曾家私人教师，为曾氏子侄教授英文。
1890年，李提摩太应李鸿章之约，去天津任英文的《中国时报》的中文版主笔，该报经常发表呼吁和引导清朝改革的社论。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到上海主持共济会基金在华设立的宣传机构“同文书会”。奉英国共济会指示，李提摩太接替韦廉臣担任该会督办（后改称总干事）。同文书会又称广学会。此后李提摩太长期负责广学会的工作（1891年—1916年），他主持该会达二十五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广学会先后在华出版2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
1892年，李提摩太开始担任中国基督教文学会理事。他通过学会的众多刊物向中国青年士大夫介绍了基督教、科学和现代世界，直接影响了世纪交接之际的中国现代化及政治改革的进程。
1900年夏天，饱受贫困、压迫和迷信困扰且心怀不满的中国青年在义和团事件中蹂躏了中国北方。义和团又称为“拳匪”，这是因为他们在仪式中使用武术，号称刀枪不入。这些来自农村的愤怒的年轻人团队以外国人及他们的外国宗教 — 以及信奉基督教的当地人——为目标，在短短几个月内，杀害了近200名外国宣教士和数千名中国基督徒。
在山西的状况尤为激烈。事后，地方官员请李提摩太出来帮忙与各个不同的宣教机构协商解决赔偿。他说服了那个夏天在山西失去生命和财产的各个宣教团体，搁置赔偿要求，转而接受省政府的一笔钱。而李提摩太随后用这笔钱建立了山西大学堂 (后来的山西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之一。李提摩太担任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他希望现代教育能够消除那曾经促长如义和团那样的暴力的迷信，还可以防止该省未来发生饥荒、改善当地经济，并通过装备地方传道人来推动福音在山西的传播。
李提摩太因所有这些成就获得中国和西方所颁与的多项荣誉和奖项。当然，像所有宣教士一样，他仍然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他的大胆和自信带有强烈的个性，导致他与浸信会宣教差会以及其他宣教机构的同工发生冲突。
因着李提摩太对中国精英传福音的关注、将福音本土化的努力、以及他缺乏在神学上使用精确语言的兴趣 (李提摩太在他的福音宣讲中总是热情大于精确) ，在他的事工后期遇到了麻烦。时至今日，许多学者将李提摩太对某些中国佛教和民间世俗信仰的独特解读理解为他晚年在中国转向宣扬普救论 (universalism) 的证据。
当读到李提摩太这位人道主义者、宗教学者、出版商、教育家和政治影响者时，很容易忘记他同时也是一位宣教士 — 而这才是他希望自己被认定的身份。虽然历史学家仍然对他在过去这些重大事件中的角色感兴趣，但今天的教会需要聆听宣教士李提摩太的意见。在他从事跨文化宣教事工的方法中，有三个特点尤其值得铭记。
首先，李提摩太非常重视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布道模式来适应中国文化。他深信上帝爱中国人是按中国人原本的样式来爱他们，要他们信耶稣，并不是要他们不再做中国人。 1890年，李提摩太在上海中国新教宣教大会发表讲话，明确的阐述他的想法：在不牺牲基督教的真理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要减少像个外国人的态度，而要有更多同理心。我们在家乡的弟兄们用适应西方人需求的方式教导基督教的教义及生活原则；我们的任务则是用适应中国人需求的方式教导基督教的教义及生活原则。
李提摩太非常努力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和语言，将他的宣教方法从他年轻时在威尔士所用的模式和具有的成见转变为围绕中国文化经验的宣教实践。他选择深入本土文化，全为了让福音在中国人心中扎根。这股本土化的热情，在它对宣教士与生俱来的文化优越感的谴责中圆满。这在今天对于福音传播成功与否，就如同李提摩太的时代一样重要。
其次，当华北饥荒开始夺走李提摩太在山东偏远内地的朋友和邻居的生命时，他没有去询问宣教事工内容里是否应该包含人道主义工作。由于因绝望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在他周围激增，有天，他的中国同工敦促他逃到沿海城市的安全地带。他整夜祷告：
“这是我面临的危机。我应该为了救自己的生命而离开，还是应该不顾一切地继续做我能做的事情？难道这些穷人中有许多人比我犯更多的罪，以至于他们会灭亡而我却能活下去吗？”那天晚上我曾起誓，在我离开之前，我会把我最后所有的东西分给大家，而我若离开，也必是为要去寻求外面的帮助。上帝似乎听到了这个誓言。”
他的这个看见很快就成了他的一种信念: 上帝的国对他的今生及来世都重要，且有掌管他生命的权柄 — 当李提摩太看到他在人道主义上的努力能帮助传播福音时，他的信念得到了证实。华北各地饥肠辘辘的男女老少在吃饱饭的同时，不仅听到了福音，还亲身体验了耶稣在行动中的爱。这种实际的见证成为了山西基督新教的基础。愿我们的教会都充满像李提摩太一样的基督徒，不仅传福音，而且用他们的行动证明福音的价值。
最终，所有这些经历都加强了李提摩太对他的中国邻舍的认同感，使他产生了发展中国本土教会的强大决心。当李提摩太离开拥有大量外国宣教士的山东沿海，在内省独自生活和工作时，他从一开始就决定鼓励新皈依者在自己的家中聚集敬拜，而不是去他牧养的中央教会。每个月对周围村庄的基督徒进行的家访使李提摩太能够识别出那些具有天生领导能力的人，然后他对他们进行门徒培训。
李提摩太大大地调整了他对教会、敬拜、传福音和门徒训练过程的理解，为独特的中国基督教样式腾出空间。他对这些新加入的中国信徒的忠心回应感到惊讶：
“这些基督徒中的许多人热心、委身和奉献，不仅耐心地忍受迫害，而且奉献他们的时间和财产、离开他们的农场和商店。有时为了传福音所需要的钱而去卖掉他们的土地，简直令人震惊。”
给予当地基督徒寻找自己的基督教样式的自由，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热情和委身感，从而结出了更多的福音果实。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基督教时代，西方基督徒最好效法李提摩太的榜样，认识到并非每个教会都得看起来跟我们的教会一样。
宣教士李提摩太应该被仍然在致力于大使命的西方教会铭记，也被世界各地致力于福音事工的教会所铭记，最重要的是，被正在追随李提摩太足蹟的新一代中国基督徒铭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李提摩太透过信心的眼光预见到中国将经历一个 “百万人皈依” 的时代，这个想法被多数人视为一个浪漫的梦想，或是除非基督教的教义被简化或严重世俗化后才有可能发生。
一百年之后，李提摩太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而且这个世界仍然在为中国教会惊奇增长的速度惊叹。在李提摩太去世之时就已存在的一百万个中国基督徒在上个世纪又急剧增加。今天，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也有 6000 万基督徒。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基督徒总人口超过一亿 — 许多人期待这些人将成为自李提摩太所处的那个西方的黄金时代以来最强大的全球宣教力量。
愿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效法李提摩太100年前的榜样，认真对待文化差异，展示基督的同理心，并致力于在上帝呼召他们的地方建立忠心的地方教会。
安德鲁·凯撒 (Andrew T. Kaiser) 著有《遇见中国：李提摩太宣教思想的演变(1870-1891)》和《上帝旨意的奔腾：1878年以来在山西的基督教宣教》。他和他的家人自1997年起就住在中国，提供专业服务和公益项目。
在爱妻于1903年患癌症去世后，李提摩太继续在中国服事主很多年，他于 1914 年 8 月与埃塞尔·牛顿·特里布(Ethel Newton Tribe)医生结婚。埃塞尔于 1860 年出生于布里斯托尔，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医生，毕业于伦敦大学。和她的丈夫一样，她也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结婚时，她已在伦敦传教会的指导下，在中国（具体来说是在厦门和上海）担任医疗传教士近二十年。到了1916年，糟糕的身体状况迫使李提摩太不得不离开中国，那时，他已经在中国服事了46年。他在中国几十年的努力耗尽了他的精力。1919年4月17日，长期在中国宣教的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在伦敦他的家中去世，全球各地许多人闻讯后，都哀悼他的离世。中西方的政治领袖和一般的信徒都为失去了 “一位基督教任何派别（无论是罗马天主教、俄罗斯东正教还是新教）差派到中国的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 而深感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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